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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前拖延不决的方式也不行在采用何种规则或标准问题上，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，既不采用国际规则，自己短期内也创设不出更好的或被外部认可的规则，事实上就是在采取一种“拖”的策略或做法，“维持现状”或不愿意做出改变。我国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、制造业第一大国、货物贸易第一大国、吸引外资第二大国、外汇储备第一大国。同时，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，我国提出了“一带一路”倡议，为了与国际社会共商、共建、共享“一带一路”，迫切要求我们加快融入国际社会，在一些关键的规则和标准上与国际社会达成共识。在国际治理方面，我们不参与、不发言、不表态，是不现实的，也是不可能的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要么融入现有游戏规则，要么在现有规则基础上创设更好的规则，想要回避或者拖延都是不可行的。同时，在国际竞争舞台上，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，都有各自的诉求，尽管他们的诉求可能是不同的、甚至相反的，但都希望我们按照他们的方式去改变，而不是“拖”或维持现状。

直到罗永浩的突然出现，让过去1年多以来围绕三家公司投资部的重重非议与猜测彻底放大，而上述三家公司总管最高战略的上层建筑即便有百般的不情愿，眼下也不得不直面这些关于坏爸爸们的非议。什么样的投资策略才是不变的真理?被投公司与大集团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？

要关注非结构数据怎么使用。过去征信系统用的都是结构数据，基本上就是使用数据库，因为结构数据目前基本上都是合法合规的、政治正确的。也就是说，它包括个人身份信息、借贷历史，以及是否有违约等有限且判断上无争议的信息。如果使用了社交网络中的对话，或者社交网络的群组成分，就可能产生出很多新问题。比如，一些大数据公司的人查看了某用户的社交网络，发现他的朋友圈内都是有钱人，挂名都是总经理、总裁，花钱大方等，就认定此用户的信用好；反之，如果朋友圈内穷人多，则信用不好，这个判断很可能存在很大错误，而且政治上不正确，道德上也不对。所以，假如要提供大数据服务或者是公共征信，可以去探讨使用非结构化数据，但是应该将使用的模型或算法透明化，受公众的监督和评判，背后也还会有监管部门的监督评判，来评判这种运用是否合适。

不过，奢侈品行业长久以来存在对中国消费者高端消费能力下降的担忧。1月1日，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《奢侈品行业的中国问题》。文章表示，在经济下行时，奢侈品行业长久以来严重依赖中国消费者的问题将暴露，但行业没有解决方法。文章引用奢侈品集团LVMH的警示言论，称中国人比美国人和欧洲人相比将更多比例的收入用于购买奢侈品，而这种消费习惯可能导致增长情况更加波动。因为一旦经济形势放缓，消费者可支配收入减少，奢侈品牌将首先成为其“减负”首选。

也是因为燃油价格走高，国泰航空的燃油对冲损失得以进一步收窄，从去年同期的32.37亿元下降至6.53亿元。燃油对冲是许多航空公司会采取的成本管理策略，只有在预测未来油价会走高的情况下使用，从而降低油价上升所导致的成本激增的风险，但是如果预判错误，则会导致巨额亏损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江苏北人的股东名单显示，公司第二大股东为上海涌控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，后者的股东名单中包含了上海祥禾涌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上海涌青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等涌金系公司。此外，上市公司软控股份也是上海涌控的股东。